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不仅以《爱莲说》的高洁情怀影响后世，更以《拙赋》与《通书》构建了“拙”与“诚”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与个人修养的重要准则。作为周敦颐故里的道县，挖掘和探索“拙”“诚”的深层意蕴，大力弘扬湖湘文化“拙”“诚”精神底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周敦颐《拙赋》中的“拙”之道

（一）《拙赋》原文

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二）《拙赋》释义

有人对周敦颐说：“世人都说你愚拙。”他却坦然回应：“投机取巧，是我所鄙视的，况且我担忧世间充斥着太多机巧之心。”于是欣然作赋：机巧之人善用言辞讨好钻营，拙讷之人则忠厚寡言踏实做事；机巧之人终日算计费心劳神，拙讷之人秉持本心安闲自在；机巧之人损人利己败坏风气，拙讷之人坚守德性正大光明；机巧之人多行不义终致凶险，拙讷之人安分守己得享吉祥。唉！若天下人都能秉持拙道，刑罚政令就能通达无阻，在上者安宁、在下者顺从，社会风气清正，所有弊端皆能杜绝。

（三）“拙”的精神核心内涵

周敦颐笔下的“拙”，绝非愚笨迟钝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摒弃机心、坚守本真的价值选择，其核心内涵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务实去虚的为政之道。“巧者”往往醉心于虚名假绩，投机取巧迎合上司，却忽视百姓真实需求；而“拙者”则以务实为要，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专注于办实事、求实效。周敦颐强调“实胜，善也；名胜，耻也”，认为为政者当以“务实胜”为追求，摒弃投机取巧的功利心，以“刑政彻”为目标，实现治理效能的真正提升。这种“守拙”正是廉洁从政的基础，唯有不慕虚名、不谋私利，方能做到政通人和。

其二，清正自守的品德操守。在品德层面，“拙”与“巧”形成鲜明对立：“巧者贼”，机巧之人往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损公肥私、败坏风气；“拙者德”，拙讷之人则坚守原则、严于律己，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品格。周敦颐一生为官清廉，“操行清修，才术通敏”，正是对“拙”之品德的践行，他用自身经历证明，守拙并非愚钝，而是抵御诱惑、坚守底线的智慧。

其三，风清弊绝的社会理想。《拙赋》以“天下拙，刑政彻”收尾，将个人修养的“拙”上升到社会治理的高度。周敦颐认为，当为政者皆能弃巧守拙，不搞权术投机、不谋个人私利，就能形成“上安下顺”的政治生态，实现“风清弊绝”的治理目标。这种理想并非空想，而是建立在对人性与政治本质的深刻洞察之上——唯有摒弃机心、回归本真，才能破解治理乱象，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周敦颐《通书》中的“诚”之学

（一）《通书》中“诚”的核心论述

周敦颐在《通书》中开篇即点明 诚”的重要地位：“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将“诚”视为圣人之所以为圣的根本所在。他进一步阐释：“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明确“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基础，也是一切德行的源头。在宇宙观与人性论的结合上，他提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认为“诚”源于宇宙本体的乾元之气，是天道赋予人性的本然状态，具有“纯粹至善”的特质。同时，周敦颐强调 “诚无为，几善恶”，指出“诚”的本然状态是无欲无为的，而意念萌动的“几”则是区分善恶的关键，唯有坚守“诚”的本真，才能避免陷入恶的境地。

（二）“诚”的思想核心内涵

周敦颐的“诚”思想构建了天道、人性与道德的统一体，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三个层面。

首先，宇宙与道德的双重本体。“诚”既是宇宙的本体，“自无极而为太极”的宇宙生成过程中，“诚”贯穿始终，是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同时也是道德的本体，是人性中纯粹至善的本源。这种双重本体的定位，使得“诚”不仅具有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意义，更成为人生实践的道德准则，为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了终极依据——坚守“诚”，就是顺应天道、回归人性本真。

其次，修身立德的根本准则。周敦颐认为，“诚立，贤也；明通，圣也”，确立“诚”的信念是成为贤人的基础，而通达“诚”的境界则能成为圣人。实现“诚”的路径在于 “无欲主静”，通过克制私欲、保持内心宁静，抵御外界诱惑对本心的污染。他强调“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将个人内心的“诚”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认为为政者唯有“诚心端身”，才能赢得贤才辅佐，实现天下大治。

再次，为政施治的价值根基。在政治实践中，“诚”体现为“公”与“仁”的统一。周敦颐提出“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而“公”的本质正是“诚”——唯有内心真诚无私，才能做到处事公正、为政为公。同时，“诚”也贯穿于爱民之道中，“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仁政，其根本在于为政者的“诚心”，唯有真心实意为百姓谋福祉，才能实现“厉民之事，毫末必去”的治理境界。

（三）关于“诚”思想的深度解读

周敦颐的“诚”思想并非单纯的道德说教，而是一套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乃至当代都具有深刻启示。

从修养路径来看，“诚”的实现需要“自律自省”与“求师改过”的结合。周敦颐认为，人之初本为“静而清”，但易受物欲污染而“汩乱”本心，因此需要通过自律自省保“主静无欲”的状态；同时，“人无师无以成，无过无以进”，通过向师学习、改过迁善，才能不断趋近“诚”的境界。这种修养方法强调内外兼修，既注重内心的自我净化，也重视外在的学习与修正，为个人品德提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从政治实践来看，“诚”是廉政之源与治国之本。周敦颐指出“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端本，诚心而已矣”，明确为政者的“诚心端身”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当为政者丧失“诚”的本心，就会陷入功利算计、以权谋私的泥潭，导致政治腐败、民心离散；而坚守“诚”的准则，就能做到廉洁奉公、务实为民，赢得百姓信任与拥护。包拯与周敦颐同列《宋史》清官之列，正是对“诚”之政德的最好印证。

从当代价值来看，“诚”思想为破解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提供了钥匙。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诚信缺失、投机取巧等问题时有发生，而周敦颐的“诚”思想强调真诚为本、守信践诺，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会良性运转的保障。无论是政府的政务诚信、企业的商业诚信，还是个人的人际诚信，都可以从“诚”思想中汲取智慧，重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纽带。

三、传承和弘扬“拙”“诚”思想

周敦颐的“拙”与“诚”并非孤立的两个概念，而是相互贯通、辩证统一的思想体系：“诚”是“拙”的内在本质，唯有内心真诚无私，才能做到外在的弃巧守拙；“拙”是 “诚”的外在体现，唯有坚守务实本真，才能彰显“诚”的品德“拙”强调的是行为上的务实去虚、清正自守，“诚”注重的是内心的真诚无私、纯粹至善，二者共同构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基础。

在当代社会，探索“拙”“诚”之道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对于为政者而言，“守拙”就是要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求真务实、廉洁奉公；“存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对于普通人而言，“守拙”就是要脚踏实地、不慕虚名，在平凡岗位上践行担当；“存诚”就是要诚实守信、坚守底线，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传承周敦颐的“拙”“诚”思想，弘扬湖湘文化“拙”“诚”精神底色，是要汲取其中的智慧精华，为新时代的道德建设与社会治理提供滋养。当“拙”的务实品格与“诚”的真诚底色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我们就能实现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诚信友善的社会风气，为民族复兴筑牢精神根基。这正是周敦颐“拙”“诚”思想跨越千年依然焕发生机的根本原因，也是其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