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这一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建筑，又被称作孔庙、学宫，简称为州学，是人们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圣地。在封建时代，它遍布各地，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地方文明的重要标志。据光绪《道州志》记载：“州学旧在城东。唐元和七年，刺史薛伯高将其迁建于城西营川门外（道州文庙也就是如今道州宾馆的所在地）。”

在封建社会，州官的意志往往决定着辖区文化教育设施的命运。到了宋绍兴十三年，州官觉得薛伯高的迁移之举“多此一举”，又把学宫搬回了州治之东（经考证，大概在如今道县一中附近）。后来赵志之继任道州知军州事，却认为薛伯高的迁移是正确的，于是又在营川门外大兴土木，恢复了薛伯高时的旧址。元代至正年间，判官吴带对其进行修葺，使其焕然一新，颇具气象。明嘉靖年间，知州王会在撰修好《道州志》《濂溪志》后，又在元代文庙的基础上进行重修与扩建。然而，崇祯末年，天下大乱，战火纷飞，连年的兵燹将那金碧辉煌的文庙夷为平地，所有殿宇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清顺治八年，署州事同知冯英在旧基上重建先师殿。顺治十三年，知州高攀龙又复建了东庑、西庑。此后，知州萧云凤、杨天行、龙云耕等先后进行大规模维修，并增添了“乡贤”“名宦”两祠以及棂星门、泮池等，至此，道州文庙成为一座气势恢宏、冠于湘南的文化建筑。门首那副“道冠古今；德配天地”的对联，让人不禁心生敬畏。

当我们踏入文庙大门，左边是一弯半月形的泮池，它全部由料石砌成，池中架着一座小巧玲珑的小桥，俗称状元桥。这座桥与泮池相得益彰，宛如一对亲密无间的伙伴。桥下池水清澈见底，游鱼在水中欢快地穿梭，时而躲在水草间，时而跃出水面。每到夏天，荷花盛开，粉的花、绿的叶相互映衬，美不胜收。泮池虽不大，在当时却只有秀才们才有资格悠闲地在此游玩，其他人是不得入内的。《诗经》中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的诗句，秀才们分为庠生、廪生，他们头戴“顶子”，这可是古代知识分子的骄傲象征。泮池不远处便是棂星门，三座巨大的石雕牌坊并排矗立。当中一座塑着魁星点斗，魁星威风凛凛，仿佛腾云驾雾般俯视着人间。他一手高高提起朱笔，一手拿着元宝，每一个进来的秀才都满心期盼能得到他的青睐，渴望他朱笔轻轻一挥，“状元帽子”就能从天而降，落在自己头上。可惜，这三座魁星门的牌坊一直保留到上世纪80年代，文庙改建成道州宾馆时，连同“红军墙”一起被拆除了。

走过棂星门，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便来到了朱门金镫、气象雄浑的大成门。大成门分为左、中、右三扇，行人通常从左右两门进出，中门紧闭，显得格外肃穆端庄。据说，只有州中的秀才考中状元时，这中门才可敞开。如此看来，能够在锣鼓喧闹中，大摇大摆地出入此门的，恐怕只有宋代的吴必达先生享有这份殊荣了。那些多如过江之鲫的秀才们，也只能“望门兴叹”，不敢有过多奢望。

穿过大成门，便是“名宦祠”和“乡贤祠”。名宦祠中陈列着元结、阳城、寇准、薛伯高、吕温等人的牌位，乡贤祠里则供奉着何守礼、何坚、周辅成、周敦颐、熊尚、蒋嵩等人的牌位。再往上，东边是“东庑”，西边是“西庑”，这里是平时教谕训导和考试全州秀才的场所。

在“东庑”和“西庑”之间，有一块由汉白玉雕成的“五龙图”。据说是明代嘉靖年间知州王会重修文庙时雕刻的，其造型精美，刀法细腻刚劲。只见四小龙在两侧翱翔，当中巨龙腾空而起，形态栩栩如生，充分展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如今，它已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对象，道州文庙如今也唯有这块“五龙图”，能让人抒发思古之幽情了。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曾说：“一座城市如果没有痕迹，就好比一个人失去了记忆。”

“五龙图”的上方是大成殿（先师殿），它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式建筑，也是文庙的主体。大成殿重脊飞檐，油饰彩绘，朱门石栏，雕梁画栋，显得格外气派。顶端依次挂着两块横额：“万世师表”“斯文在兹”。殿内正中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以及亚圣孟轲的神位，这里没有塑像，只有神牌，两侧依次排列着孔子七十二贤弟子的牌位。殿后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崇圣殿，祭祀的是孔子的父亲和母亲，为整个布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漫步在大成殿中，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不禁在心中升起。一会儿，会想起理学鼻祖周敦颐在《通书》中对孔子的赞语：“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也。”一会儿，又会想起宋代画家米芾的《孔子赞》：“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真是一咏三叹！

孔庙在春秋两季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州官会亲自到场顶礼膜拜，秀才们还能分到一份“胙肉”。在旧时，生活水平低下，这样的场合常常因各种原因闹出不少笑话。有一首《秀才抢胙》写得极为生动：“祭丁了，天将晓。殿门关，闹吵吵。抢猪肠的，你长我短；分胙肉的，你多我少。勾烛台的，挣断网巾；夺酒瓶的，门槛绊倒。果品满袖藏，牛脯沿街咬。增附争说辛勤，学霸又要让老。抢多的喜胜登科，空手的呼天乱跳。颜子见了微微笑，子路见了添烦恼。”孔子倘若在世，恐怕也会喟然长叹：“我也曾在陈绝粮，从不曾见这班饿鸟。”有人说这篇“秀才抢胙歌”是道州人周哈喇的大作，我才疏学浅，不敢妄下论断。

关于文庙，东门人何凌汉有一篇署名的《道州重修学宫记》，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他儿子何绍基的大作，后来还刻石立碑，树立在文庙之中。在文章中，何绍基提出了两个论点。其一，学孔子易而学周子难。我个人觉得，这其中有着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原因。孔子生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思想相对简单的春秋战国时代，他提出以“仁”作为儒家学派的核心命题，将家庭父子血缘关系与朝廷君臣的社会关系相类比，为维护周礼找到了思想依据。他教育人们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不犯上作乱，把伦理和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正如何绍基所说，是关乎一身一家日常生活之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利用，学起来简单易行。而周子生活在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北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外来佛教的传入和本土道教的盛行，人们的思想变得复杂起来。富者骄奢淫逸，渴望长生不老；贫者则因天灾人祸对现实不满，寄希望于来生。古老的儒家学说面临新的挑战，因为儒家只能解释朝代兴衰更替等社会问题，却无法解释宇宙生成、人类来源及人生价值等问题。周子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古今，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吸收佛教、道教的精华，摒弃其糟粕。他在《太极图说》中提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行为中遵循宇宙本体的规律，既不念经拜佛，也不烧炉炼丹，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实现完美的人生境界。如此一来，周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等议论丰富了儒家思想，学习的难度自然也增加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其二，关于科目盛衰的问题，其实在何绍基死后不久便“寿终正寝”了。

史学家司马迁曾引用《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评价孔子的一生：“孔子是一个普通百姓，他的形象流传十几代，学者一直推崇他，从天子王侯起，中国谈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书的都把孔子的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可以称得上是最伟大的圣人了。”作为道州人祭祀孔子的庙宇和培养科举人才的摇篮，文庙学宫在今天已然消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足为怪。但孔老先生的形象依然活在人们心中。我出生较晚，学识浅薄，对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了解甚少。由于时代的进步和阶级的局限，他提出的君臣关系、社会等级论在今天已成为糟粕，必须予以否定。然而，儒家文化中包含的具有一定民主因素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修身养性的“善良教育”，诸如“温良恭俭让”“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贫而乐，富而好礼”“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对于人们提高对精神价值的认识以及提升精神生活的深度，依然有着积极的作用。他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中所讲的“中和”作为天地间自然和谐的基本规律，是多么的深刻。他主张多样性文化间的和谐，这也应当是孔子文化观的一大特色。

回到文庙，我们再来看看古代科举与道州的情况。资料显示，湖南在唐代分属江南西道、黔中道，共有14个州郡、1个羁縻州，下设56县。按县统计，全省25名进士分布在14个县，湘西北一带几乎空白。按州郡统计，15个州郡中，道州有8人，郴州4人，衡州4人，潭州2人，岳州1人，朗州1人，澧州3人，邵州2人，其余7州均无进士。因此，有些迷信风水的人认为道州文庙建在了风水宝地之上，我却不以为然。道州在当时被朝廷视为“偏野荒凉之处，罪臣流放之地”，因此迎来了元结、阳城、吕温、薛伯高等朝廷的高官罪臣。这些古文运动的发动者极大地影响了唐代晚期的文风以及科举进士的标准，策文（即文章）的好坏成为录取标准的潮流，势不可挡。道州士人多受其惠，这是十分自然的。再加上道州人寒窗苦读、奋发拼搏，“三更灯火五更鸡”地不断努力，这才是湘南多出进士的主要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