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与道

广东广州·刘利斌

脑海中蹦出“稻与道”这个标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关于日本的《菊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象征日本皇室的“菊”和体现武士道精神的“刀”，来高度概括日本的性格特点和文化，让人印象深刻。我曾在道县度过快乐的三年时光，记忆中的道县山清水秀，飘着稻香的农田中镶嵌着一个个凸起的小山包，那些喀斯特地貌的小山倒映在河流中看起来与桂林山水并无区别。后来读到徐霞客的《楚游日记》时，我时常回想起那些稻田、河流、山峦……，还有道县人引以为傲、时常挂在嘴边的“周敦颐”。现在，如果让我用一句话介绍道县，我想“稻与道”能够诠释出道县的精华和文化，“稻”是粮食，也是劳动实践，更是中国人生命的源泉；“道”是道路，也是道理，更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当“道”在濂溪河畔的“稻”中诞生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在经历五代十国乱世之后，南方保存的继续走儒家农耕文明路线的文化种子，而道县取名为“道”，可谓名副其实。由稻而道，稻与道，稻可道！

“又一里而濂溪祠在焉。祠北向，左为龙山，右为象山，皆后山，象形，从祠后小山分支而环突于前者也。其龙山即前转嘴而出者，象山则月岩之道所由渡濂溪者也。……”

这是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徐霞客入道州探访周敦颐的遗迹时在《楚游日记》第九篇中的记载。描述了当时周敦颐故乡濂溪祠的地理特征，写出了濂溪由月岩而来，随后他溯溪而上，当晚露宿在月岩之中。“直抵月岩山下，从其东麓拾级而上，先入下岩。其岩东向，中空上连，高蛩若桥，从下望之，若虎之张吻，目光牙状，俨然可畏。复从岩上遍历诸异境，是晚宿于月岩。”这其实是一处巨大的喀斯特地貌的岩洞，后来岩洞的穹顶坍塌，在洞内形成一座小山，而穹顶的边缘则形成月牙状的石桥，远远望去如同一轮弯月，由此得名“月岩”。

第二天，徐霞客向着东南方向，往永明、江华方向去了，“再东半里，即永明之大道也。”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距离他露宿的月岩不到十公里的地方，埋藏着人类农业的里程碑。那里，就是“玉蟾岩”。1995年10-12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蛤蟆洞（玉蟾岩）遗址进行了严格的探方发掘，在遗址内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水稻壳。这一发现震惊了国内考古和农业方面的专家，这意味着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在专家的建议下， 洞穴遗址正式启用“玉蟾岩遗址”，代替以往使用的“蛤蟆洞”和“蚂拐岩”名称。2004年、200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分两次对玉蟾岩遗址进行发掘，通过系统的科学采样和多学科研究，建立玉蟾岩遗址坚实的年代基础，并再一次在文化层出土了陶片和水稻米粒实物，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水稻的驯化、稻作农业起源的重新思考和讨论。看来，先民们早已在这片土地上为后人开辟出稻作农业，为此，袁隆平院士曾赞誉道县为“天下稻源”。但美中不足的是，玉蟾岩古稻谷出土数量极少，无法做群体分析，因此关于它的性质存在一定的争议，并且由于是孤证，争议还会继续下去。不过争议并不耽误稻谷的种植，千百年来，玉蟾岩周边区域一直都是水稻的种植区，当地人就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种植着水稻、培育着希望、哺育着一代代后人。

北宋初年，周敦颐曾祖父及其族人在玉蟾岩附近的濂溪河畔寻得水草丰美之地，从宁远迁居于此，因周边地下水非常丰富，为一片湿地，他们用木桩深深地打入湿地，然后垒成一丘丘的稻田，因而得名“楼田”。从此，来自中原的汝南周氏扎根于楼田，他们像当地人一样种植水稻的同时，也将从中原带来的儒家文化在这青山绿水间种了下去。历经三代人，从“种稻”到“悟道”，实践与理论碰撞出的火花照亮了中国黯淡了上千年的精神文明。公元1017年，北宋建国半个世纪后，周敦颐出生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高中进士、出仕为官，家学渊源让周敦颐自幼读书，悟性极高。据南宋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记载：“先生五岁时，辩五星墩于宅之左右前后，分配五行。”讲述天禧五年（1021年）重阳节，他的父亲周辅成同族人在庭前闲聊，村前田洞中的五个小山峦引起大家的兴趣，便商议为其各取一名。但讨论了许久，还是不得其名，这时，坐在一旁的周敦颐竟奶声奶气地说道：“这五个山堆就像五颗星星，东边的叫木星，南边的叫火星，西边的叫水星，北边的叫金星，中间的叫土星，合在一起就叫‘五星墩’。”大人们听了豁然开朗，于是便将那五个小山峦命名为“五星墩”，此后成为道县楼田村一景，至今遗迹犹存。或许幼时的周敦颐就时常仰望苍穹，思考着世间万物的本质了。

待年岁稍长，随着身体和知识的增长，周敦颐发现了更广阔的空间。他将自己的书房搬进了不远处的月岩中，独处于一方天地里，在春风鸣蝉中读书，在壁立千仞的崖壁前思考，在稻花香里书写文章，在日月星辰下参悟万物的本质。就像后来他在《暮春即事》中写的那样：“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六百年后，当徐霞客走进月岩，又三百余年后，当我们走进月岩，也许都会脑补这样一个画面：一位少年躺在月岩中的岩石上，头枕着书籍，睁大眼睛望着苍穹。满天繁星时，灿烂的星光与月牙状的穹顶旋转着，如同阴阳的两极；月明星稀时，皎洁的月光照进月岩中，将月牙填满，如同初生的宇宙……。日复一日中，月岩周边的“稻”迎来了丰收，月岩内的“道”也迎来了开悟。

当暖风将最后一丝寒意赶走，田间地头已是热火朝天一片忙碌景象。公元1030年，失去了父亲的周敦颐哀伤地跟随母亲离开了家乡。他回头望了望村后的道山，穿过绿油油的稻田，跨过村前的濂溪，告别了悟道的月岩，踏上了未知的旅程，前方等待他的，是命运的考验，也是命运的馈赠。当他抵达衡阳时，舅舅郑向将他视为己出，作为致仕的龙图阁直学士，郑向不仅传授知识，带他结交上层人物，还将朝廷的恩荫给了他，让他在刚成年的年纪就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簿。此后，在周敦颐的职业生涯中，从洪州分宁县主簿到虔州通判，从永州通判到广南东路提点刑狱，足迹遍布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区。这期间，他在赣州遇见了程颢、程颐两兄弟，教授他们经学知识，启蒙了后来的理学奠基人。此后每到一地，他都设立学堂，将自己的理学思想传播开来，嘉祐六年（1061年）他在庐山又设立了一个学堂，学堂前有小溪，周敦颐经常在这条小溪里清洗帽带，于是将这条小溪取名“濂溪”，自己也号为“濂溪”。由此，他所设立的学堂被后人称为“濂溪书院”。我曾在广州的北京路附近发现濂溪书院的旧址，也曾在汝城拜谒濂溪书院，还曾在九江濂溪区探访濂溪书院……，当我回到道县，站在濂溪故里的濂溪书院前，空气里飘来稻香的味道，那一刻我忽然领悟到岳麓书院那副对联的内涵了：“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周敦颐开辟的“道”，通过他的弟子程颢、程颐影响了中国在宋代以后的学问，并孕育出近千年后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湖湘学派。程颢、程颐的学生、那个“程门立雪”的杨时有个学生叫胡宏，后来成为湖湘学派创立者。而胡宏的学生张栻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做过7年的山长，培养了大批学者，他与朱熹的会讲，深刻影响了朱熹的思想，使得湖湘学派闻名全国，当时学者“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以至于宋朝各地的书院都师承岳麓书院。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后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曾求学于邵阳爱莲书院和岳麓书院的魏源写下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清朝四大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均为理学大家，他们将经世致用之学用于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道路，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而他们手下那些彪悍的湘军将领们在卸甲归田后，纷纷在家乡办起了书院，这些书院传授湖湘学派思想的同时，也在传播当时的进步思想。如新疆巡抚刘锦棠倡修的湘乡东山书院，后改为湘乡县公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和陈赓、毛泽覃、谭政等革命先辈在少年时都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光绪十三年（1887年），永州籍的湘军将领王德榜、席宝田重建了永州萍洲书院，担任书院山长的，是周敦颐的后代、曾跟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周崇傅，萍洲书院在他的带领下成为当时永州八县的最高学府，两年后湖南乡试，书院学生中有八人考选贡生，自此被誉为湖南四大书院之一。可以说，在清朝末年那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势下，湖南的人才喷涌而出，为改变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而不断拼搏，而这一切，离不开濂溪河畔的开辟者，离不开那个“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周敦颐的“道”。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些事情之所以被称为历史，是因为它总会通过一些方式，照射进现实。2020年，袁隆平院士为道县新建成的公办学校“道县谷源学校”亲笔题写校名，让道县的玉蟾岩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也是在这一年，道县长征学院开工建设，依托陈树湘断肠明志的精神，人们将又一次一边“种稻”一边悟道，学院后山上那高耸的革命英雄纪念碑与濂溪书院的周敦颐像交相辉映，必将碰撞出新的火花。在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稻”中孕育出新的开辟者，为后人开辟出新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