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黄耀顺

父亲的酒杯，母亲的酒

老家的小酒桌上，留着一圈浅浅的印痕，那是父亲的酒杯常年累月搁在那里摩挲出来的，杯底也磨得发亮，像块温润的琥珀，杯里装过的酒，都是母亲亲手酿的。

父亲是个勤劳的人，整日穿梭在田间地头，一到夏天，全身黝黑得像条泥鳅，因为辛苦，瘦得像株高粱。他和母亲守着家里那几亩田地过活，春种秋收，手脚从没闲过。父亲每天刚蒙蒙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吃了早饭后要干到正午才回家，天黑收工后，只有坐在小酒桌旁喝着母亲酿的酒才算闲下来。母亲常对我说：“你爹这辈子，就认两样东西，地里的庄稼，桌上的酒。”

母亲酿的酒，是用自家种的红薯。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很艰苦，一般的家庭都是吃不饱饭的，根本没有粮食酿酒。所以家里的几亩地，除了种些蔬菜管吃外，剩下的就全种上红薯，秋收后，母亲和父亲一起把红薯挖回来，带着姐姐、我和妹妹把红薯一个一个洗干净，放进一口大锅煮熟，出锅冷却后拌上酒曲，装进几口大瓦缸里，用盖子严实地盖住。十多天后，一股清甜的酒香能浸透整个屋子。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准备柴火和蒸酒的器具，催母亲酿酒，母亲从不喝酒，蒸酒时也不品尝，却总能精准地把握酒的浓度——不厚也不淡，父亲总说：“孩子娘酿的酒，好喝不醉人，喝着踏实。”

父亲的酒杯是只用了几十年的小瓷碗，蓝色的釉彩刮破了一两处，露出里头米白的底色了还舍不得换掉——哪怕后来兴用塑料杯喝酒了也不愿换。喝酒时，清亮的酒随着他一次次的拿起、放下而不停地晃悠，拉长他满是皱纹的脸。母亲一边往他碗里夹些菜，一边絮絮叨叨：“少喝点，喝醉了不好。”父亲“嗯”地应着，端起碗喝一大口，喉结滚动，“啊”地一声，发出满足的喟叹，仿佛一天的累都随着酒的下肚而消散了！如果母亲不一直陪着盯着，父亲很快又会偷偷地满上一碗，一旦被母亲发现受到呵斥时，父亲总会呵呵地笑着，微眯着眼睛，用夹杂着酒味的口气说：“你酿的酒好喝，不醉人”。

父亲在家里确实很少喝醉，这不是因为他能喝，而是因为母亲管得紧。每当酒下肚，他说话开始重重复复或是嗓门越来越大的时候，母亲是绝对不会再给他添酒的，任凭他怎么叫我们姐弟几个“帮爹拿酒来”，我们是断然拿不到酒壶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母亲会把酒壶藏到哪里去，叫了一会不见酒来，父亲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小，慢慢地头也不太听使唤地耷拉下去，身子也跟着晃起来，这时母亲便会把父亲扶上床，要不了一根烟的功夫，父亲的打鼾声便像老旧的风箱，在充满酒味的屋子里“呼哧呼哧”地拉到天亮。

这是父亲在家里喝酒的常态，微醺而不醉，养生又养胃，而到了别人家里赶趟喝酒，则把握不了这个度，很多时候需要母亲去“接”才回得来。

父亲那辈的人爱赶场子喝酒，谁家盖了新房，谁家添了孙子，谁遇到生日或是什么喜事好事都要摆上几桌，彼此就算不邀请也会欣然前往，拿几个鸡蛋，一点水果，或是几块钱就能喝上一两天。父亲是个很讲感情的人，酒量不大，却总不服输，别人一劝就端杯，真的是不喝趴下不低头。那个年代喝酒有个比较好的习惯，用小碗喝，喝浅了再加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撸起袖子划拳，输了就喝一调羹，那真的是越划拳越清醒，稍有点酒量的人一般都喝不醉。不像现在，一上桌就搞三杯“高升酒”，三杯后“通关酒”（和同桌的人全部喝到），之后便是没完没了的“感情酒”“加深酒”。三四轮下来，没有两三斤酒量的人是撑不下去的，酒量差的人，往往在第二轮就会败下阵来，要么跑到洗手间去“清洗”一下，要么借口出去接接电话避避风头，实在不行的人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不然，准会醉得五姥爷认不得六老爷。

有一回二叔请父亲去喝酒，很晚了还不见父亲回来，母亲于是吩咐我和妹妹去叫。我们还没进二叔的家，大老远就听见父亲高亢的划拳声，那声音豪迈而有穿透力，就像穿越了苦难和贫穷的胜利呐喊！于是我和妹妹折回去叫母亲，因为我们知道，父亲划拳声音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就是他最兴奋最开心的时候，我们兄妹两个是绝对叫不回他的。

于是母亲带着愠色快步来到二叔家，看见父亲正端着酒杯，她大声一叫：“还不回啊，家里猪还没喂呢。”男人们都笑起来：“嫂子又来捉人啦？”父亲脸上挂不住，梗着脖子说：“再喝一杯就走。”母亲嘴上不催，就站在门口等，手里的棍子攥得紧紧的，时不时敲打两下地——这是赶狗用的棍子，那时农村养的狗多，母亲怕父亲被狗咬，每次晚上出门接他的时候都会带上一根棍子。可此番时不时的敲打，我倒觉得有点催的意思，于是特别敬佩起母亲来，因为没多久，父亲便高一脚低一脚地出来了，母亲也不说话，跟在他身后往家走。快到门口时，才不温不火地说：“不是不给你喝，喝多了伤身子，白天那么辛苦，晚上要早点睡呢。”

父亲闷头进屋，坐在门槛上抽烟，烟锅明灭不定，像汹涌起伏的心潮。过会儿，他会喊母亲：“给我倒杯水来。”母亲把水递给他，他接过，手指碰到她的手，两人都不说话，明明感觉两人好像心有怨气却又像什么都没有，夜就在一片沉默里过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醉过一回的，那是在我考上师范宴请乡亲们的酒席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初中毕业之前，我们村里没有考出过一个中专生，更不用说大学生了。1993年，我史无前例地考上了道县师范，成了村里第一个“吃国家粮”的人，乡邻们都很高兴，纷纷到家里来祝贺和讨教教育孩子的方法，父亲一个劲地道谢，不停说着“哪有什么方法，是我们运气好，运气好”。几个常和父亲在一起喝酒的叔伯，在我一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上家里喝了起来，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张罗着如何庆祝，经过他们的出谋划策，很快定下了办酒的时间，还“花重金”请村里的电影队来放电影。这天晚上，电影散场了，父亲还下不了酒场，大到村长，小到我的同学，大家发自内心的称赞让淳朴老实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没了拒绝的理由，在此起彼伏的“耀仔好样的，再喝一杯”喝彩声中，父亲终于趴在桌上打起了呼噜，口水顺着嘴角流到桌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在昏暗的灯光里闪着熠熠的光。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父亲的酒量越来越小。

我工作后，每次回家，父亲总要让母亲多倒点酒。他的手偶尔有点抖，倒酒时酒液会洒在桌上，母亲赶紧拿抹布擦，嘴里念叨：“看你，喝不了多少，还非要倒这么满。”父亲呵呵一笑，眼睛却盯着酒杯，像盯着件稀世珍宝。我劝他少喝点，他就说：“你不在家，喝着没味道，你回来了，得多喝两杯。”

厄运在一个秋雨凄切的早晨突然而至。我刚下早读课，母亲急促地打电话过来，说父亲嘴巴有点歪，话都说不清楚了。我马上赶回家，把父亲送到医院，医生说是脑梗，以后再不能沾酒了。

从医院回来，父亲像变了个人。他不再往小酒桌上坐，吃饭时端着碗蹲在灶台边，眼睛时不时望向碗柜——那里放着他的酒杯。母亲酒也酿得少了，全心全意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生怕父亲的病会加重，给我的生活增添负担。

然而，命运有时就是很残酷，当它要把痛苦和不幸降临到某个人身上的时候，哪怕你活得再小心翼翼也难逃一劫。

在父亲刚过完60岁生日，命运残酷地带走了他的一切。在那个漆黑的晚上，父亲突然吃不下饭，母亲煮了碗鸡蛋汤，端到他面前，他摇摇头，拉着我的手，枯瘦的手指冰凉却有力，攥得我生疼。“耀仔……你记住……”他声音微弱，字句磕磕绊绊，“酒这东西……少喝……可以……多喝是祸……在酒桌上……不要逞……英雄……不要把酒精……当感情……真有感情……喝什么……都……行”……

我点点头，眼泪掉在他手背上。他挤出一丝笑，像个孩子，用袖子擦我的脸：“不哭……待好你母亲……少喝酒……”

话未说完，父亲便扭头溘然而逝。永别了小酒桌上的酒杯，永别了母亲为他酿了一世的酒。

那一刻，黑沉沉的天塌了下来，压得我喘不过气，在满是悲伤和痛苦的暗夜里，一颗星也看不到！这个熟悉而美好的世界一下把我扔进孤独的绝望里，泪光中，母亲的红薯酒幻化成一片海，而父亲，却不是水手，亦不曾在海边驻留片刻，他攥着那个酒杯，忽地离海而去，像一道光，唰地照亮海的世界，消失在再也找不着的地方。

那一瞬间，我看见了海的平静，深邃，神秘，暗流涌动……